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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之韵》09 千秋诗圣 (上)





杜甫字子美,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。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,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。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。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。这条分界线,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: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,头是仰着的,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、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,因而心胸开阔,歌声豪放;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,头是低着的,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、深沟的阴暗,因而忧心忡忡,歌声凄苦。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,盛唐过去以后,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,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;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,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,痛斥祸乱,关心人民,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,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,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。

【由于影响大,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。他出生在河南巩县,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,于是,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。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,曾“朝叩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,而一无所获,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,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。安史之乱中,他逃往四川避难,路过甘肃成县时,曾停留一段时间,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,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,也是人所熟知的。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,经湖北转入湖南,两年后死在这里,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。】

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,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。五代时韦觳编选的《才调集》,选唐诗一千首,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。可见在当时,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。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,他才变得诗名赫赫,到明、清时期,他才被尊为诗圣。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,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,杜甫“尽得古今之体势,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”,“诗人已来,未有如子美者。是时山东人李白,亦以奇文取称,时人谓之李杜。”可是杜甫能写“大或千言,次有数百”的排律,李白根本写不出来(《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)。于是元稹认为,李白虽然也会写诗,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。元稹这篇文章,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。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,那用故谤伤!蚍蜉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”,坚决反对抬高杜甫,贬低李白。其实,韩愈不明白,元稹这样惊世骇俗,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[为]白居易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。要达到目的,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;要把杜甫抬高,最有效的办法,又莫过于编造历史,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,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。李白是太阳,知道他的人太多了;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,还不使人大吃一惊?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,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,《旧唐书》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《杜甫传》,《新唐书》也以此为基调。由于这一误导,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,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。

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,他一生五十九岁,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。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,他又和李白、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,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。

岱宗夫如何,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(《望岳》)

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,看着看着,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,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。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,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。看见一匹骏马,他立刻想到“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,万里可横行”(《房兵曹胡马》),骑到马上去驰骋,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。早年的这些诗句,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,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。所以,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,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,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。正因为这样,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。

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。“儒冠多误身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,“乾坤一腐儒”(《江汉》),反复这样强调。儒家主张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”。杜甫则更进一步,不光是不得志,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,他还大声呵斥“独使至尊忧社稷,诸君何以答升平”(《诸将》),还在为皇帝担忧。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,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,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,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。他年轻时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……自谓颇挺出,立登要路津。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,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。

在这一点上,他和李白大不相同。李白向往一鸣惊人,一飞冲天,从来不强调忠君。他渴望遇到明主,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,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,就尊他为卿相。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,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,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。杜甫固然也够不上政治家,但能做到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。

安史之乱爆发时,杜甫已四十四岁。随后在逃难中,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,看着京城的残破,痛心疾首,写下了他的名篇:

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

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

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

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。

(《春望》)

由于官小诗名也小,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,他就乘机逃出长安,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。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心,封他为左拾遗。后世称他为杜拾遗,就是这么来的。他不懂官场的厉害,只知道知无不言,结果上任不久就贬了官。由于俸禄太少,又当战乱,他干脆弃官,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。也许真的诗是穷而后工吧,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,让他受尽种种磨难,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,来记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。他的诗被称为诗史,备受后人赏爱,可是又有谁知道,那每一个字都是他眼中的泪,都是他心里的血,都是他无可奈何的惨叫!

后来,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,一路上他声酸词苦地唱着:

有客有客字子美,白头乱发垂过耳。岁食橡栗随狙公,天寒日暮山谷里。中原无书归不得,手脚冻皴皮肉死。呜呼一歌兮歌已哀,悲风为我从天来!(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》)
他一路这样吟唱着,终于来到了成都。在朋友的资助下,他建成了这个草堂。“但有故人供禄米,余生此外更何求”(《江村》),他脸上终于闪起了一丝微笑。他被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,因此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。他心情轻快地唱着“

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

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

(《春夜喜雨》)。

可是好景不长,他的朋友死了,他又失去了依靠。以后,他还在四川流落了几年,才终于由湖北转入湖南。路过岳阳楼时,写下了这样一首诗:

昔闻洞庭水,今上岳阳楼。

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。

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。

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泪流。

(《登岳阳楼》)

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,整个江南地区被洞庭湖分割在东南两侧,无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着。这时杜甫已经五十七岁,离去世只有两年了。要不是有文献资料为证,谁敢相信如此气魄雄浑的诗句,竟是个多病的老人写下的。

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,杜甫五十九岁时,终因贫病交加,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。一个对中国诗歌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,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。没有人为他送葬,没有人为他默哀,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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